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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国际环流的研究现状探析

作者:未知

  摘要:随着全球分工协作、国际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人才国际环流,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文章主要通过对人才国际环流概念和人才国际环流的内容和方法的做了相关梳理,从而为人才流动研究以及人才政策制定及关心与支持人才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借鉴,更为我国目前的人才大战提供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国际视野。
  关键词:人才;人才国际环流;概念和理论
  从目前关于人才国际环流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国际环流的概念,主要包括什么人才国际环流,人才国际环流是如何演化和发展、人才环流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形式是什么;二人才国际环流的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主要包括人才国际环流产生的原因、推动人才国际环流的要素有哪些以及研究人才国际环流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本文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人才国际环流的概念
  人才国际环流是人才在国际化背景下流动的一种新趋势,到目前为止,人才国际环流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最初,人才环流特指人才从出国留学到海外求职,再到回国发展的循环。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在对英国人才流出到美国的批判中,提出人才流动的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人才流失(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第二阶段:人才流失与二度移民;第三阶段:人才环流(即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跨国移出、移入与环流)人才环流(即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跨国移出、移入与环流)(2007)。但进入21世纪以来,林琳在《智力环流――人才国际流动“共赢”模式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海外人才对印度软件业以及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贡献时,发现这两个地区的海外人才在流出国与流入国之间的流动并不是将终点设定为流出国,只进行单次的循环,而是‘候鸟式’的定期地、频繁地往返于两个国家之间”。这一发现使得拓展了人才环流的涵义,表示人才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进行多次、不间断的的迁徙流动。
  与人才流失和人才回流相比,人才国际环流在流动空间、流动次数以及流动效用上都呈现出自身特征。首先在空间上,人才环流跨越至少两个国家,人才流动的范围拓展到了流出国与流入国之外的第三国。其次在流动次数上,人才国际环流不再是单向或单一循环的永久性人才流动,而是多次循环往返的智力流动,其中既包括长期的投资、贸易活动,也包括短期的科技文化交流、访问演讲等活动。最后在流动效用上,人才环流不再是单一的非受益即损失的模式,而是成为了双方都能受益的双赢模式。这些特征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研究报告中对人才环流做出的说明基本一致,即在空间上,跨越的国家要超过两个;在时间上,从数月的流动到长久的循环流动;在次数上,至少包括一次循环等。因此,简单来说"人才国际环流"是指人才跨越两个及以上国家的多次循环往返流动,且所跨越的国家均能从这种人才流动中获益。
  二、 国内外人才国际环流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1. 国内人才国际环流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目前,国内对于人才环流的研究较少,在知网进行关键词搜索,仅有七篇学术论文的标题包含“人才环流”,另有两篇使用的是“智力环流”的说法(两者的含义相同)。自2000年以来,多位学者对于人才环流与回流的动因、形成机制以及对于流入流出国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还有少数学者对于中西方人才流动研究做了详细的回顾与评述,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
  在定性研究方面,其认为,高端人才的流动是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国际职业市场,具有多元性和非线性等特征,即可以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也可以回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借助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技术,资金以及相关的政策优势,从而形成的发展前景和就业市场。林琳(2011)从个体、社会、产业和全球化等角度进行了剖析,指出在过去,移民的输出国输出人才,人才存在流失状况。但这一流动劣势自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开始选择不会在某一国家定居下去,而是倾向于在不同的国家流转。对此,陈波(2015)参考外国学者的研究,设计一个跨期工作搜寻模型,解释了复杂的跨国人才流动行为及其影响。在三条主要假设的约束下,该模型认为一国会出现净的人才引进。然而,这种效应最先会表现为人才外流,之后会出现由于存在人才环流而使得那些具备一般人力资本甚至特定人力资本的人才回流(因为母国能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工资),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人才环流新现象的出现使得移民对一国人力资本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的结论。王辉耀博士也于2005年针对我国的海归的环流情况,提出中国“海鸥”的概念,他认为,单纯对出国留学人员和回国留学人员的统计已经过时,不能客观反映全球化时代人才跨国流动的新兴趋势和作用。还有学者(文��,2008)将人才环流与地方产业发展联系起来,探讨了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主要环节的分工与协作而产生人才环流的原因。在于产业研究�Y合方面,郑巧英等则提出,在两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甚至能够互补的情况下,环流的共赢效应会非常明显。即使,两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不存在互补,通过分工协作以及利益博弈达到“平衡”状态也能实现共赢。周聿峨,郭秋梅(2010)则通过研究扩国华人指出,包括如何更好地解决与他者镜像中的自我身份定位、跨国华人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中国现有的人才机制及相关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所有类型跨国华人的环流、跨国华人来华后身份定位的问题及待遇接轨问题等。刘宏(2009)则以英国与新加坡代表,对两国华人高技术新移民的组织建构以英、新两国政府政策对新移民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英国的人才战略是从属于政府的移民政策,而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则是服务于人才政策”的结论。
  随着计量模型中自变量体系逐渐丰富,通过回归建模分析人才回流动因及影响成为相关研究的主流。2004年中国海洋大学课题组对中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动因的进行分析,但仅考虑了单向度的相关关系,而并未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科技经费投入以及高校在校生人数均与学成回国人员呈正相关关系。孙健等(2005)则取GDP、高校在校生、科研投入、医疗卫生机构为自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GDP”“高校在校生”两个因素对归国人数影响较为显著。杨河清、陈怡安(2013)利用东、中、西部29个省区1978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虑海外人才回流与上一年GDP增长率、上一年留学归国人数的相关性建立了一个动态面板模型,并加入虚拟变量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中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对海外人才的回流产生一定时期的正面效应;教育经费的增加和提升与对有助于推动人才的回流和增长。但在孟舒等(2009)的研究中,教育经费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不相同,并不能证明有直接因果关系。同时,在定量分析这方面,近几年陈怡安先后通过定量分析了技术差距和进步与海归回流(2014)、金融发展与海归回流效应关系(2016)、海归回流与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2017)等。   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中,许家云等(2013)跳出中国的范围,站在全球的角度研究了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因素对中国智力回流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是阻碍中国智力回流的重要因素。中国国际人才的回流存在着的制度逃离现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法律和经济等制度对我国国际人才回流具有明显的影响,相对而言,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并不显著。该学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的海外人才回流问题研究,2012),将海外人才回流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CES生产函数,证明当前影响中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因素有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国内工资水平、国外收入水平以及中国失业劳动力总量等。
  2. 国外人才国际环流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从国外的研究来看,最早期的相关研究是关于移民循环流动研究。该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一些有关人类学和人口统计学的文献中出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提高收入进行的季节性迁移现象的研究。人才环流这一说法最早被提起则是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研究学生和科学家的研究文献中”(Tom Casey,Sami Mahroum,Ken Ducatel & Barré Rémi (eds.),2011),这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以及其他高技术人才和专家)在不同地理区域流进流出的有正面效应的形式”(同上)。人才环流正式关注开始于法国学者拉达莫(Ladame),他经过研究对技术移民永久性问题提出了异议,并在文章中提出了“精英环流”(Circulation Des Elites)的概念。拉达莫虽然提出了“精英环流”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充分的实证检验,而仅仅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里格茨(Regets)和约翰森(Johnson)根据我国台湾和韩国的海外人才在美国的流动现象,通过事实论证了“精英环流”概念存在的事实依据,并最终将其概念定为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人才环流的概念由此开始被学术界所接受并使用。
  在国外,前期也主要集中在定性方面,具体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分析人才环流的利弊和人才环流的动因两大方面。对于人才环流的利弊研究,大多学者倾向于人才环流是有明显益处的。如Velema T A(2012)指出人才回到来源国后,能够促进流入流出国之间的知识交流,促进本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合作项目的联系。除了资本,他们把技术、运营经验,全新的商业模式与外国人脉资源带到了本国。Saxenian,Annalee(2005)则指出20世纪80年代,回国移民将硅谷的早期高风险投资模式带到了以色列和台湾,这些都是以往美国风险资本不能达到的地方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投资的地区。此外,本地出生的投资者的文化背景与语言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本国市场获得利润。Beine也通过对来自36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移民对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以支持“人才环流”有利的观点。然而,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全球影响并没有明确实证。通过区分事前的人才流失效应和事后的人才引进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得出结论:整体效果的标志取决于哪一种效果占主导地位。尽管这一选择符合其分析框架内“人力资本完全可转移”的假设,但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仍然不确定。从表层看,发达国家从人才环流中似乎获益更多,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更普遍。Trum和Uebelmesser一项2003年的研究探讨了人力资本转移和人才收益之间的关系。假设人力资本转移的程度是外部性的,当人力资本至少是部分可转让的,且个人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小于1,则能够从人才环流中获益。美国考纳斯理工欧洲研究所学者Rasa Daugeliene研究了在研究了人才环流现象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后。他认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才环流都是一个受欢迎的现象,特别是对于人才资源匮乏的国家,因为人才环流可以导致的经济长期增长和积极的社会效应。虽然,人才环流总体上来看是具有积极效应,但人才环流也还是有消极方面的影响的,那就是人才的环流可能并不对称,不平等可能会被强化。在对人才环流出现的原因分析方面,Tung(2008)归纳出可能产生的四点原因:第一是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长,使得人才流动成为可能;第二是移民自由流动的障碍减少;第三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许多欧盟国家允许双重国籍,从而促进了各国之间人才环流;第四是无国界职业概念的出现,高资质人才越来越愿意在国际范围内换工作,寻求真正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机会。对于人才是否决定环流,Gosh(2005)在一篇论文中分析提出三点影响因素,即首先移民者必须在国外获得他们在国内不可能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再次人才来源国/派遣国有这些资质的需求;最后回国者必须愿意并能够在国内获得知识和资质认证。Yun-Chung(2007)则分析了人才环流中四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他认为,形成人才环流制度构建,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覆盖面广的产业体系,进行分工和创新;第二,两地的集聚经济必�鼓励企业进行跨区域创业和学习;第三,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第四,国家在促进技术转让上的努力。各国政府应该为私营部门提供资金,因为它们更加重视在创新方面的活动,从而刺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这四要素的结合推动了人才环流的进程。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2008),当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的技能回报差距越大,流出国的教育机构质量越低,以及流入国经济收入越高时,留学生会倾向于留在海外。Phil Brown和Huge Lauder(2002)引入磁铁经济的概念,提出高技能劳动力会回流到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投资教育发展人力资本,为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带来回报。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作用,需要给予特别关注。Teferra(2005)则进一步分析了人才环流进程中可能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挑战。
  在计量方面,随着人才环流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开始利用历史数据建立量化研究模型,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具体国家人才环流的情况以及对流入流出国带来的影响。Nora ChiangChih-Hsiang Yang(2008)在分析台湾青年在澳洲的适应和身份转化过程中,通过对移民青年的深度访谈,发现了家庭在人才流动问题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了这些年轻人才在台湾和澳大利亚文化中形成双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回流到台湾,以利用自己的国际背景为台湾的发展服务。基于对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公民的分析,DeVortez和Ma (2002)发现了两大趋势:第一,很多在加拿大获得高质量教育和工作经验的香港移民选择回国,利用更好的职业机会和税收优惠。第二,选择返回香港的香港移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Zweig(2008)在台湾技术移民相关研究中等则指出,跨国技术社区,而不是跨国公司,是促进硅谷和台湾新竹地区之间技术转移的关键因素。Sexenian和Annalee(2005)讨论了中国和印度工程师加速发展本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人才环流”模式,即利用本国技术的低成本性,完成高度本地化的创业实践与产品升级。与此同时,这些“环流人才”始终与硅谷的技术和市场保持着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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